天津日报记者 何玉新

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著名导演陈可辛参加电影学堂大师班，畅谈了自己与电影的缘分。在将近40年的电影生涯中，陈可辛游走于内地、香港和国际影坛，执导了17部作品，监制了近40部作品。从儿时跟父亲走进片场，到在电影院里迷上了看电影；从电影公司的暑假工，到助理、后勤、监制；从执导处女作《双城故事》，到如今拍摄“全世界人都看的中文剧”。于陈导而言，电影或许是童年往事里懵懂的梦，是青春年少时心中的火，也是相伴人生的一叶扁舟。他说：“我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人生必然会碰到很多烦恼，遇到很多难题，但乐观在于当下，当你乐观时，当下就快乐了。至于最终的结果如何，你就想象结果是最好的，因为起码你把当下赚了。这就是我人生的态度，拍电影的态度。”

受父亲影响爱上电影

(资料图)

拍《金枝玉叶》票房夺冠

陈可辛生在一个电影之家。父亲陈铜民是泰国华侨，上世纪60年代到香港，在国泰、邵氏等电影公司做编剧和宣传，也做过演员训练班的主任。父亲常把自己的梦想讲给儿子听，并带陈可辛去片场看拍电影、去电影院看电影。童年时光在陈可辛的记忆中留下许多温暖画面，他说：“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一些完全看不懂的电影，一直在这个氛围里面长大，所以跟我爸爸的关系特别好，像朋友一样。”

几年后，陈铜民为梦想辞职，独立拍电影，陈可辛成了父亲电影中的童星。当时香港电影市场竞争残酷，电影人的社会地位也特别低。没过多久，陈铜民事业失败，带着家人移居泰国曼谷。小小年纪的陈可辛仍喜欢电影，平日自己攒钱，到暑假就跑回香港去看电影。

父亲知道儿子喜欢电影，但这条路太难走，甚至可以说危机重重，所以对儿子提出一个要求，“千万不要碰电影”。有一次一家人去度假，住在海边的高级酒店，陈铜民觉得酒店经理是一个很舒适的职业，住在酒店、吃在酒店，不用受苦受累，没有那么大的工作压力，所以想让陈可辛学酒店管理。

1980年，陈可辛听从父亲的安排，前往美国洛杉矶上大学，读酒店管理专业。但只念了一个学期就熬不下去了，偷偷换成了电影课程。1983年放暑假，陈可辛瞒着父亲回香港，在嘉禾电影公司打工，一干就再也舍不得走。吴宇森执导动作电影《英雄无泪》需要泰语翻译，陈可辛获得机会，并参与了编剧及统筹。随后，他又担任了蔡澜等人的副导演和助理制片，正式步入电影行业。

1991年，陈可辛的导演处女作《双城故事》上映，该片由曾志伟、谭咏麟、张曼玉主演，被香港导演协会选为最佳影片。渐渐有了些名气的陈可辛与几名年轻导演一起创立了一家小型电影公司。公司要求陈可辛完成一份“命题作业”，他回忆说：“我之前的电影虽然也会考虑票房，但自主性比较强，而这次要为张国荣量身定做拍一部电影，讲的就是明星生活，是好莱坞电影的套路，王子和灰姑娘的童话故事，难点也在于此──我从小到大都不爱看童话，这种爱情跟我的爱情观不一样。”

尽管有难度，陈可辛还是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他监制并执导了由张国荣、袁咏仪、刘嘉玲等主演的爱情电影《金枝玉叶》，票房达到3000万港元，拿下了暑假档票房冠军，跻身香港年度十大卖座电影，获得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提名。陈可辛有了一种功成名就的感觉，“那阵子我是不用走路的，因为整个人都飘了起来……”

然而世事难料，《金枝玉叶》取得成功的同时，公司却濒临倒闭，而另一家大公司开出的收购条件，却是必须要拍《金枝玉叶》的续集。陈可辛只能答应这个完全不在计划中的续集，“我不知道该怎么拍，因为这个故事已经讲完了。想来想去，只能拍童话故事之后男女主人公怎么继续生活，拍他们的同居、婚姻关系, 把那份快乐延续下去。”同时，陈可辛也提出一个条件──再拍一部比较文艺的电影，那就是《甜蜜蜜》。那家大公司勉强答应，但只同意给他几百万港元资金。

因为担心公司变卦，陈可辛决定先拍《甜蜜蜜》。可是《金枝玉叶2》要赶在当年的暑假档上映，所以《甜蜜蜜》拍到一半时只好暂停，他又忙着去拍《金枝玉叶2》。

遭受冷遇无人问津

反而成就了《甜蜜蜜》

“过去我们在香港拍戏很难，很多场所都不让我们拍，但这次却很顺利，因为《金枝玉叶》成功了，一些大酒店都让我们随便拍，拍的时候很爽。”陈可辛说，那个时候香港电影的周期很短，一个多月就能拍完一部戏，五六天就能剪辑完，一年能拍好几部戏。匆匆结束了《金枝玉叶2》的拍摄，他又接着去拍《甜蜜蜜》在纽约的那一部分。这时《金枝玉叶2》开始疯狂地做宣传，十几年没联系过的朋友都给他打电话要电影票。谁知片子上映后大家都傻了，不仅票房失利，影评人也是一片嘘声。

在陈可辛看来，两部《金枝玉叶》的命运其实是完全相反的，“每部电影都有它的命运，没有任何导演想去拍一部不好的电影，只要他拍了，他就会努力把它拍好，但灵感来没来，却不是自己能决定的。”

从纽约回到香港，陈可辛遭受冷遇，这反而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剪片子、做后期。“我像是被打入了冷宫，跟我的剪辑师一起关在房间里剪片子，很沮丧，一个多月也没有人搭理我。没人关心《甜蜜蜜》的档期，没人追着我问什么时候上映……”

《甜蜜蜜》并没有首映式，第一次试映是午夜场，深夜11点多，在香港最大的一家电影院，位于尖沙咀天星码头。“半夜一点多散场以后，我们几个人走路去附近一家咖啡厅喝东西，同时也想自我检讨一下，看看是否还有可以修改、调整的地方。”那一夜让陈可辛至今难忘，“本来十几分钟的路，我们走了一个半小时，因为一路上每个认识的人都会拦住我们，说他有多喜欢这部电影！”

《甜蜜蜜》大获成功，陈可辛获得第1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经历过挫折与冷遇，这一次陈可辛没有像《金枝玉叶》成功时那样被冲昏头脑，而是多了一份踏实，“我知道我还能留在这个圈子里，继续拍电影。”

曾有人问陈可辛，在电影《甜蜜蜜》中，李翘和黎小军在香港相遇、相爱后分手，几年后又在纽约街头意外重逢，真实世界里的情侣，会有这样的幸运吗？并据此质疑陈可辛的电影逃避现实，向商业妥协。陈可辛坦言，自己的电影经常会游离在“现实”“残酷”和“温暖”“乐观”两种对立情绪当中，有时候确实会触碰到人性的阴暗面、人生的不幸，但是他也相信，那些血淋淋现实背后的问题都可以解决，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就只能拍问题被解决的这种结局。”

对世界成熟的思考、对人性有效的认知，成就了陈可辛电影中温暖的基调。“这几年我听到一个词──温暖写实主义，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我的日子可以过得很困难，但我又有很温暖的信念，相信明天会更好，可能因为我是射手座，特别乐观。甚至在我看来，不幸福也是幸福。拿我自己来说，这一辈子所有的经历，苦的、甜的、酸的、辣的，我觉得都是好的，因为如果没有过去的不好，就没有今天的好。”

一直有一种危机意识

一直在顺应市场变化

虽已年过花甲，但陈可辛依然保持着“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天真与感性。“我一辈子都这样，我仍觉得自己是少年。很多东西我都不懂，也没有经验，但我喜欢那种感觉。我的弱项是技术，我只想讲故事，讲情感和人物，对于场面、特效、动作、炫技的镜头完全没有兴趣。好在我还有一个优点，从主观上说，我觉得我的审美还是不错的。”

谈到对导演这个职业的理解，陈可辛开玩笑说：“导演其实是一个最容易的工作，因为在电影行业里，无论是演戏、写剧本、摄影还是剪片，都需要有专业知识，但导演可以什么都不会、都不懂，导演就是一个把所有人‘码’在一起去创作，然后再去做选择的人。”

1998年，陈可辛为斯皮尔伯格的梦工厂执导了爱情电影《情书》。随后几年，他又执导了歌舞片《如果·爱》、古装片《投名状》、动作片《武侠》、剧情片《中国合伙人》、体育片《夺冠》等一批电影。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陈可辛没有沿着《甜蜜蜜》那种文艺片的道路一直走下去？陈可辛解释说：“电影永远都不是一个特别赚钱的行业，能够回本已经很难。大家看到的票房数字，对我们从业者来说，压力大得不得了。所以我一直都有一种危机意识，一直在顺应市场的变化。而且越成功压力就越大，因为大家对你的期望就会更高。当然我也有原则，就是电影一定要好看。如果这个电影不好看，对导演的损伤比不卖钱、口碑差都要大，观众会记一辈子。不过有一点我做到了，我拍的每部电影，无论大家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无愧于心。”

在被问及“选择演员的标准有哪些”时，陈可辛的回答非常坦诚：“首先当然要有明星，因为没有明星就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电影，所以我就拍明星。”他认为拍明星是一门功课，要找到明星的特点，拍出别人没有拍过的那一面。从《金枝玉叶》中的张国荣、袁咏仪、刘嘉玲，到《甜蜜蜜》中的黎明、张曼玉，再到《投名状》中的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众多明星出现在陈可辛的光影世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除了明星之外，他对演员还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必须懂得表现“脆弱”。“无论这个人物有多坚强、多强悍，我也要求演员演出这个人物脆弱的一面，因为再强的人也有脆弱的时候。”

陈可辛希望年轻导演都能立足中国，找到好题材，“中国的市场很大，能够提供这样的资源。中国也有很多好故事，那为什么我们不去拍这些大家都能共情的中国故事呢？从某种意义上讲，语言也好、形式也好，都是一个桥梁，只要我们的内核──中国文化的东西保留下来，就可以搭起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找到一个结合点，把中国的文化输出出去，把中国的故事拍给全世界看。”

陈可辛访谈

这场戏好或不好

要看它是否感人

记者：《甜蜜蜜》留下了很多经典的、深入人心的镜头，能否回忆一下拍摄时有哪些难忘的瞬间？

陈可辛：李翘在美国看到豹哥离世，首先她笑了一下，然后才哭，这个场景拍了好多条，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第一条。既然第一条就那么好，为什么还要拍那么多条呢？拍第一条的时候，我没想到张曼玉会这样演。我觉得她最好看的就是没有表情，眼泪流下来，因为她有一种强悍，当她演脆弱的时候，又很自然，这是与生俱来的，学表演都学不来的。而她突然笑了一下，我就蒙了，我说不行。她跟我解释，我说我明白，我完全理解你那个笑的动机，但就是觉得你在演，有演的痕迹。我们拍了八条，她说她真的哭不下去了。后来剪片子的时候，第一条虽然还是没有绝对地说服我，但我也没有找到更好的、更让我感动的，我想把那个笑剪掉，但是也剪不掉，只能认了。最后大家都喜欢这一段，所以也说明，导演不一定是对的。

记者：那么后来您认同这个笑了吗？还是觉得人去世了，就应该哭？

陈可辛：其实之后的很多年，我都不理解、不明白。直到我拍《金鸡2》的时候，在配音间里配音，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柯受良去世了。柯受良是我和吴君如的好朋友，而且他和君如的关系更好。我把君如叫到外面，两手抓住她的肩膀，我说小黑走了。她突然间用她在电影里面那个角色的表情，“嘿嘿”笑了一下，笑完才哭。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她突然要笑一下，那个笑就跟张曼玉那次的笑一样。在那个时候，我还是不明白。又过了20年，今年我爸爸去世，我在半夜3点接到电话，我的第一个反应也不是哭。我觉得怎么可能？我爸爸的身体很健康，这太荒谬了，简直是一个笑话……

记者：您拍的爱情片特别细腻，尤其是表现女性内心的时候，特别能打动人。作为一名男性导演，您是怎么做到的？

陈可辛：大家说我拍的是爱情片，其实我觉得那都是关系片，我不太会拍爱情片。我也没有站在女性的角度去拍，只是站在人的角度，或者我作为男性去看女性的角度。可能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封建，没有那么大男子主义，所以我拍女性会拍得比较到位。

可能有人会说，你不就是在煽情吗？其实我觉得不是，我喜欢感人。我看电影，我喜欢找到我能哭的地方。看剧本的时候，或者跟编剧聊剧本的时候，我会想到这里我一定会哭。这是我给自己定的一个标准，这场戏能不能过，好还是不好，要看它是否感人。

记者：您妻子吴君如是喜剧演员，您怎么看待喜剧？

陈可辛：说到喜剧，我到了现在这个人生阶段，就可以回家问君如了，好不好笑？因为我自己的笑点跟她也是不一样的。喜剧本身就是悲剧，喜剧演员都有很灰暗的一面。其实我也喜欢喜剧，但是我不会搞笑，我搞不了笑，这是很吃亏的地方。搞笑才是最大公约数，喜欢看喜剧的观众最多。